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许知远著
中国纪事/许知远著


“许知远挑战言论底线的时政檄文。反思百年变革历程，中国未来命运的理性思考”。

吴思、吴晓波、梁文道推荐。
　　这里有一百年来各种历史人物的梦想和挣扎，还有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我们能看到伸展中的历史洞察，努力拓宽的现实视野，还能发现新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
　　　　　　　　　　　　　　　　　　　　　　　　　　　——吴思
　　这本《醒来》是作者对自己的祖国的一次宏大审视，它出版于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五四运动爆发九十周年之际，正是这位国之青年在思想上的一次贡献。
　　　　　　　　　　　　　　　　　　　　　　　　　　　——吴晓波
　　这本书再次证明了许知远的确是今日中国最具宏观视野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渊博的学时，清醒的洞见，全部化成娓娓道来的故事；既是中国重新定义自己的故事，也是一个青年搜寻自我定位的思索历程。
　　　　　　　　　　　　　　　　　　　　　　　　　　　——梁文道

第四章 孙中山与蒋介石 (1) 最后的孙中山 对于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的逝世，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但是近代中国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梁启超却对北京的《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当孙中山在1924年的最后一天乘坐火车到达北京时，他的病情已进一步恶化。尽管当时并未诊断为癌症。 前往北京的目的除了就医外，被革命弄得身心疲惫的孙中山真心希望与那位号称“基督教将军”的冯玉祥达成协议，后者刚刚控制了北京并将末代皇帝驱逐出紫禁城，并具有明显的亲苏倾向。 十多万民众拥挤在永定门火车站欢迎他的到来，在当日发表的《入京宣言》中，孙中山再次重申了他的救国论--“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力，乃为救国……”在过去的大半生中，他已经尝试过各种救国之道。他先是放弃“医民”而转向“医国”；他在28岁那年试图向李鸿章呈上长达8 000字的改良中国的建议，并坚称：“以中国之人力财力，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李鸿章的冷漠无疑加速了他走上一条更为激进的道路，1894年11月24日，他成立了“兴中会”，而甲午海战几乎宣告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正式破产；尽管孙中山自幼就接受了西式教育，13岁就远赴檀香山，并笃信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他仍不自觉地从传统中国中寻找理论依据，他的著名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取自朱元璋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就连“兴中会”的宣言亦沾满骈文色彩。 1895年，与孙中山同乡却在当时更具影响的知识分子领袖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采取了“公车上书”的行动，就像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一样，时年37岁的康有为通过刻意误读而赋予传统经典以新含义，并因此吸引了大批被旧空气窒息的新知识分子与官员。他在1889年写作的《孔子改制考》将儒家创始人孔子塑造成“变革的爱好者”，试图将西方科学引入儒家。《马关条约》的签署是“公车上书”的导火索，这份18000字的奏章征集了1 000多名正在京城赶考的考生的签名，这或许是自东汉太学生集体干政以来最大的知识分子运动。 自29岁以来，孙中山鼓动了一次次惨烈的革命，或许他的潜意识与另一位革命者谭嗣同不无相似--通过流血来唤醒民众意识。他不相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梦想，深信推翻清王朝是实现复兴中国的前提条件。 对于1895年流产的广州起义，当时的英文报纸《环球电讯报》这样报道：“他们计划以夺取广东的胜利为开端展开全国性的起义。为此，革命者从香港发出400只平底小渔船赴广东准备发动革命。但这个秘密计划很快被泄露，清帝国主义当局立即逮捕并处决了15名首要分子，余党则设法逃脱。” 在未来的30年中，孙中山一直在试图克服自己在这次夭折了的行动中表现出的弱点，却未获成功。他终身都未能建立起一个严密的组织，从兴中会、同盟会到国民党，他只是名义上的领导者，组织的行动也常常泄密，在面临背叛时，他束手无策，只能选择流亡他乡。在他逝世时，他仍只拥有广东这块根据地。他从未能理解“权力”的真正含义，尽管他被普遍视作“现代中国”的先行者，却没有能力将中国引上一条富强的道路--这需要更强有力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