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也许能给这越来越轻的时代和时代里的人们当头一击，苦难其实并没有走远，历史的当事人尚在人间，一个个右派的往事触目惊心，当我们读到《逃亡》里骆宏远因体力不支而逃跑不遂，在荒漠里被狼啃得只剩一小块颅骨时，是不是能惊醒死亡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与自身等同的生命的消逝？而在《夹边沟记事》里，这种在死亡线上作着无望挣扎的例子比比皆是，最终死去或幸存，都一样触目惊心。这样的文本以其真实性向我们揭示了目光所及范围之外的另一种生存状态，在震惊之余引发关于生命、人性以及历史方面的深度发掘。

杨显惠，1946年出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天津。
　　1965年由兰州二中上山下乡赴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小宛农场。1971年入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1975年在甘肃省家垦局酒泉农垦中学做教师。1981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
　　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定西孤儿院纪事》等书。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中国小说学会奖、《上海文学》奖。

上海女人
　　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他是湖北省人，高中毕业，1948年参加解放军，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三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回国治疗后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缘故，组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安厅，名义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在生产科当一名生产干事。1957年他被定位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1960年12月以后，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位去了，他却无“家”可归，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在劳改分局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月以后，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你到安西县的十工农场去吧，不算干部，也不是劳改犯，去当个工人吧。他到了十工农场，场领导又作难了：正式招工吧手续又不好办，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后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在劳改队种菜。种菜到1969年，因为战备的原因，十工农场的犯人迁移到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说过，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祁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米。出了山水沟是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毓良、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对了，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年代就参加学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董建义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秆比骆驼草的茎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它当烧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煮着煮着就成了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干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就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场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得要把肠子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呢，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我们经常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唯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建义。董建义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建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建义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建义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二十四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建义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挨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地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生吃是辣的，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建义忽然挪到了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搛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我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怕熬不出去了，但董建义说，老李，你肯定能活着出去，你是个有办法的人。我惊了一下说，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人给你送吃的，我知道。有过两次了，孔队长夜里叫你出去，你回来后就在被窝里吃东西。我夜里睡不着觉，都听见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话说得对，他窥探到了我生活中一件极端秘密的事情。还在1959年的时候，夹边沟和新添屯就开始死人了，人们都写信叫家人寄饼干寄炒面，而我也开始考虑如何不被饿死的问题了。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讨好孔队长。孔队长是从甘谷砖瓦厂调来的干部，官不大，是夹边沟基建队的副队长，可是他经常跟着马车去酒泉，给农场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还从酒泉邮局取回右派们的邮包。我当时想，这个人对我有用，一定要搞好关系，所以有一天我从他那里取省公安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包裹，看包裹里没有吃的，只有一团棉线和一块蓝条绒，我就全都给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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